钱穆与新史学：1902-1950年的学术离合与影响

钱穆的学术地位与新史学的渊源

　　钱穆先生，作为现代中国学术界的巨擘，其学术定位尤其是与新儒家之间的关系，在他逝世后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然而，无论钱先生是否被归类为新儒家，都不可否认他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他不仅以史学成名，更以其博大精深的学问，被誉为“国学大师”。弟子逯耀东在他逝世时的感叹：“绝了，绝了，四部之学从此绝了”，正是对钱穆学术造诣的高度赞誉。

　　钱穆先生首先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史学研究不仅是他的专业领域，也是他治学的主要方法。在众多研究钱穆的论著中，他“以史证经”、“以史证子”的成功实践备受赞誉。那么，在现代中国史学史上，钱穆的史学究竟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呢？本文旨在探讨这一问题，通过将钱穆的史学置于现代中国史学的演变过程中进行考察，以期对他的史学成就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新史学的兴起与钱穆的学术贡献

　　要正确理解钱穆史学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关系，我们必须首先回顾中国史学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国史学的革新与改造，与西方强权的侵入密切相关。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认识外部世界的必要性，从林则徐的《四洲志》到魏源的《海国图志》，再到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这些努力不仅扩大了中国人的眼界，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具体而言，这一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人眼界的扩大，从沿海邻邦扩展到欧洲、大洋洲和美洲；二是中国人世界观的缩小，从原来的“天下”观念转变为“国家”观念。这种转变导致了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的《新史学》和1905年《国粹学报》上有关史学的论文，都代表了这一趋势。

　　梁启超的新史学以高扬民族主义为宗旨，批判中国传统史学，认为其未能对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产生多少帮助。他主张将“国家”作为史学著述的中心，这一观点在“国粹学派”的著作中也有所体现。所谓“国粹”、“国魂”，均由日本学者所发明使用，而“国粹学派”的学者在追寻中国这一国家的起源及其特质时，历史学成为他们重要的工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