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儿童文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曹文轩作品的热烈讨论。起因是“新京报书评周刊”发布的一篇题为《为什么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读曹文轩？》的文章，瞬间点燃了公众对于儿童文学选择标准的关注。文章中，作者常立对曹文轩的代表作《草房子》提出了质疑，认为其性别观和儿童观已显过时，不再适合当代儿童阅读。
《草房子》作为曹文轩的经典之作，以小学生桑桑的成长为主线，描绘了一个充满童趣与悲情交织的世界。桑桑从一个调皮捣蛋的“混世小魔王”，在经历六年的小学生活和一场大病后，逐渐成长为一个懂事的大男孩。书中通过桑桑的视角，展现了苏北小镇上人们与各种苦难抗争的故事，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都体现了人类不屈不挠的精神。
曹文轩的作品以其独特的苦难阅读风格著称，他认为苦难阅读是对生命的体验和认识，是成长必须经历的阵痛。然而，这种观点并非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早在2006年，曹文轩获得安徒生奖时，就曾引发过一场关于“曹文轩过不过时”、“苦难阅读该不该提倡”的讨论。有人认为，他的作品虽然美丽，但过于渲染悲伤和苦痛，可能不适合儿童阅读。
此次争议中，除了对苦难阅读的质疑外，还有读者指出曹文轩作品中的性别意识存在问题。例如，在《草房子》中，已婚妇女没有自己的名字，女性角色多被描绘为柔弱无力，结局也往往不尽如人意。这些观点引发了关于儿童文学性别意识教育的深入讨论。
一本童书摆在成人面前，由于成人拥有更多的生活经验和滤镜，他们的读后感与儿童的读后感自然存在差异。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好的儿童文学？什么才是最符合儿童心理的文学？如何教育儿童才是对他们最好的？这些问题如同“豆腐脑喝咸口还是甜口”一般，因人而异，难以达成共识。
在这场争议中，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上的儿童观演变。以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为例，他们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将儿童的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周作人更是最早提出“儿童文学”概念的文化人之一，他认为儿童文学应该顺应并满足儿童之本能的兴趣与趣味。
儿童本位论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强调儿童是教育的中心，教育的措施应该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这种理念在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看来，是一种像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革命。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在日本留学期间，就皈依到了“儿童本位论”门下，他们认为人们应该重视儿童、理解儿童、解放儿童。
鲁迅在《随感录》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小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他还质疑传统的儿童观，认为父生子不过是自然规律，而非父对子的恩。周作人则通过演讲和著作，提出了现代儿童文学的三个必不可少的元素：把儿童当人看、把儿童当儿童看、尊重儿童的独立人格。
在这场关于儿童文学的争议中，我们或许可以更加理性地看待曹文轩的作品以及其他儿童文学作品。每个作品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引导儿童去阅读、去理解、去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