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自问世以来，便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刻的内涵，在当时的文坛上掀起了一股热潮。这部作品迅速在士大夫之间传阅抄写，成为热议的焦点。先睹者们纷纷发表各自的见解，对这部旷世奇书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解读。
这些评论虽然散见于文人们的笔记、书信以及序、跋之中，但涉及的范围却相当广泛。从作品的成就与地位，到内容的深度与广度，再到作者的隐秘身份与创作意图，无一不成为文人们探讨的话题。
在明清时期，文人士大夫对《金瓶梅》的成就与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袁中道在《游居杮录》中记载了与董太史思白的对话，思白称赞《金瓶梅》为“极佳”之作，袁中道也私下记下了这一评价。公安派盟主袁宏道更是将《金瓶梅》与《水浒传》并列为“外典”，认为其“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
随着《金瓶梅》的付梓印行，文人士大夫对其的推崇更是达到了顶峰。欣欣子认为《金瓶梅》“语句新奇，脍炙人口”，将其与多部经典作品进行比较，强调只有《金瓶梅》能让读者“如饫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谢肇淛在《金瓶梅·跋》中也赞誉作者为“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
对于《金瓶梅》的内容，谢肇淛在《金瓶梅·跋》中的概括最具代表性。他详细描述了书中涉及的朝野政务、官私晋接、闺闼媟语、市里猥谈等多个方面，认为这部作品“穷极境象，駴意快心”。这种鞭辟入里、言简意赅的评价，使得人们对《金瓶梅》的内容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与创作主旨，当时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明人谈及《金瓶梅》作者的有六家之多，多认为此书的作者为嘉靖时人。但究竟是谁所著，则说法不一。屠本畯在《山林经济籍》中提到，《金瓶梅》为嘉靖时个人创作，且是有感而发的泄愤之作。
袁中道则在其日记中追忆见闻时提出，《金瓶梅》是“绍兴老儒”影射其主人“西门千户”的“淫荡风月之事”。这一说法透露出以下信息：其一，《金瓶梅》成就极高，为封建文人们所推崇；其二，小说以儿女私情为描写对象，夹杂有“淫荡风月”之类描写；其三，作者为不甚有名的封建儒士，且为南方人；其四，所描写的故事有生活原型。
谢肇淛在《小草斋文集》中进一步指出，《金瓶梅》的作者为达官贵族的门客即一般儒士，所写乃“凭怙奢汏，淫纵无度”之风流淫荡之事，且有生活原型。这一说法与袁中道的“绍兴老儒”说大致相同，为后世研究《金瓶梅》提供了重要参考。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也记载了关于《金瓶梅》的诸多信息，包括其流传情况、全本获取过程以及对于刻印的争议等。这些记载不仅丰富了我们对《金瓶梅》的认识，也为我们研究明清时期的文学现象提供了宝贵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