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文献，作为文史学界一颗璀璨的明珠，自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以来，便逐渐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胡适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对《红楼梦》的作者、续书、版本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考辨，为红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则更进一步，通过竭泽而渔式的文献挖掘，尝试解决红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并构建了独特的“红学四柱”理论。
然而，红学文献研究并非一帆风顺。相较于一般性的小说文献研究，“新红学”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对文献系统的深入挖掘与对特殊信息的推理猜测往往交织在一起，使得红学界对周汝昌等学者的学术观点毁誉参半，难以形成共识。这种复杂的学术生态，也使得文史学界对红学研究中的某些特殊现象敬而远之。
在红学文献研究的众多议题中，“靖藏本”的真伪问题无疑是最具争议性的之一。1964年，毛国瑶将150条“靖批”寄给俞平伯等著名红学家，声称这些批语来自于靖应鹍家旧藏的脂评本《红楼梦》。这一发现，瞬间开启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红学世界，也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学术争议。
为何一部没有留下实物、甚至除“发现者”外无人见过的抄本，会引发如此多的红学家信以为真，并将这些批语视为决定性的文献依据？这种认知模式、论证方法以及具体观点，又如何影响着近六十年的红学发展？这些问题，不仅关乎“靖藏本”的真伪，更关乎红学文献研究的本质与方法。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电子文献的快速发展，红学研究也迎来了新的突破。黄一农先生的《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等著述，借助“e考据”的方法，对诸多红学史公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种方法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明确的操作指导，更为他们在数字环境下迅速进入学术疑难议题、寻找新的突破口提供了可能性。
从考辨结论的层面看，上述研究确实取得了诸多进展，尤其是在建构曹雪芹交游网络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这些研究不仅使研究者能够更加贴近曹雪芹所处的历史世界，也为红学文献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大学高树伟的《红楼梦靖藏本辨伪》无疑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该书以38万字的篇幅，系统讨论了红学史上的一桩独特公案——“靖藏本”的有无、真伪。通过深入剖析毛国瑶手抄的150条批语与俞平伯《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的对勘结果，作者揭示了“靖藏本”背后的诸多秘密。
《红楼梦靖藏本辨伪》不仅完成了极高水平的史料挖掘工作，更通过专著这一厚重形式，系统呈现了作者的红学文献观念。它重新清理了红学史的特殊发展形态，并对红学文献研究提出了新的方法。这本书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其得出的具体观点，而在于它开启了重新系统讨论检核红学文献的“潘多拉魔盒”。
在这一过程中，重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尝试寻找系统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是当下研治红学的要务。读者如果忽略了这一思路，就无法全面理解本书的学术价值。《红楼梦靖藏本辨伪》由正文六章及两个附录组成，其中第一章“《红楼梦》靖藏本述略”和第二章“《红楼梦》靖藏本辨伪”可看作是本书成立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