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整理旧物时，我偶然翻到了一份珍贵的“文物”——一张泛黄且略显破旧的学员名册。这份名册，虽非真正的古董，却承载着一段难以忘怀的学术记忆。名册上方，我用铅笔轻轻写下的“1985年5月3—11日，上海师范大学‘西方史学史讲习班’”字样，瞬间将我带回了那个充满激情与求知的时代。
翻开名册，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过去的门。35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他们的名字和身影，如同穿越时空般鲜活地展现在我眼前。那些迷离的往事，如同潮水般涌上心头，让我沉浸在80年代的学术氛围中无法自拔。
80年代，那是一个热血沸腾、求知若渴的年代。世人皆道要弥补十年的荒废，学人更是如此。对于我而言，教研西方史学史的道路，在大地重光后重新起步。那时的我，忙碌于“苦读·求教·实践”之间，苦读以深耕，求教于前贤，实践于课堂，逐渐激活了当年随耿淡如师专攻西方史学史的“基因”，在学术界站稳了脚跟。
讲习班的授课者皆是当时学界的泰斗，如华东师大的郭圣铭、四川大学的谭英华等。而我，当时还只是一个讲师，却有幸被选中讲授西方史学史的古代部分。多年后，我才得知，这一切皆因我是耿淡如先生西方史学史专业方向的关门弟子，且早在1982年就在复旦历史系开讲过相关课程。
记得1985年五一劳动节后，5月3日，我早早地从上海东北角的复旦大学出发，换乘几辆公交车，赶往申城西南角的上海师大。春风从窗外吹来，春光明媚，春意盎然，这正是一个“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美好季节。我踏上讲台，开始了为期8天的授课。
事前，我逐日计划，卯足了劲准备。讲课从西方史学的神话传说时代开始，接踵“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再续“求真”之路。那8天，我沉浸在学术的海洋中，与学员们共同探索西方史学的奥秘。如今回想起来，那段时光依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