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书架上，静静躺着一本《书信写作鉴赏辞典》，其中收录了周恩来总理写给邓颖超的六封家书。这些信件，我曾细细品读，并工笔正楷抄录一遍，那份深情与真挚，至今仍历历在目。每当1月8日周总理逝世纪念日来临，我总会情不自禁地重读这些家书，心中涌动着无尽的感怀与敬仰。
周恩来与邓颖超，这对革命伴侣的相识，要追溯到1919年的天津。那时，邓颖超年仅15岁，而周恩来则比她大6岁。他们同为天津敬业中学（后更名为南开中学）的学生，也是该校爱国学生组织觉悟社的成员。在共同参与的活动中，两人逐渐熟识，互生好感。1920年，周恩来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四年间，两人书信不断，情谊渐深。1925年，在高君宇的介绍下，他们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成为了一对广受世人称颂的模范夫妻。
这六封家书，跨越了1953年至1959年的时光，记录了他们聚少离多的日子。周总理频繁出国访问，邓颖超也因公外出或治病休养于南方，书信成为了他们联络感情的主要纽带。从信的称呼和落款中，我们可以窥见周恩来对邓颖超的尊重与深情。他始终称呼她为“超”，落款则是“周恩来”（仅有一次用了翔宇，并在信中特作解释）。这样的称呼，既亲切温馨，又显得郑重其事。
周恩来深知邓颖超出身于书香门第，家教修养良好，且思想进步，是位革命女性。因此，他避免了使用那些流行却可能让她觉得肉麻的称呼，如“亲爱的”、“小宝贝”等。他反复酝酿，最终选择了这样的称呼和落款，既体现了对邓颖超的由衷了解，也展现了她的尊重与爱意。
从行文风格来看，周恩来始终保持着初恋的那种甜蜜与浪漫。他的词句富有色彩，如1951年3月17日的信中，他写道：“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红叶，喻来信，借用了红叶题诗的典故，让人陷入美好的爱情回味之中。）信的结尾，也造境甚美：“期满归来，海棠桃李均将盛开笑迎主人了。”（把盼着颖超养病归来，写得那么温婉蕴籍。）
类似的句子，在这六封信中屡见不鲜。如：“昨天得到你二十三日来信，说我写的是不像情书的情书。”“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谁念谁更深切，则留待后证了。”这些字字含情、温润妙曼的语句，让人不禁涌起爱的波澜。周恩来对邓颖超的爱，并未因结婚而激情消减，反而一往情深，含情脉脉，终始如一。
周恩来的家书，不仅记录了他们的爱情故事，更展现了语言的艺术与魅力。他的语言滚烫赤诚，摇曳多姿，让人动容。语言是心灵的窗口，没有很好的语言表达方式，很难去打动人。而现在，我们一些人对语言很不重视，不仅不能正确使用，还索然无味，像个癞三。
尤其在老两口之间，不讲方式，不注意语气，不讲究遣词造句，似乎一到一块过日子，那种温文尔雅就不需要了。这怎能使两颗相爱的心不受伤呢？我们应该像周总理这样，巧妙运用语言，永远保持恋人之间的新鲜感，保持住相互的魅力与吸引力。
这六封家书，虽然都很短，最长的不过五百字，但内容充实饱满，很有感情。读之，是一场爱的洗礼，思想的熏陶。内容主要有两块：一是询问邓的病情、工作；二是向邓汇报自己的情况。看似寻常，但周总理却讲得饶有情趣，使人百读不厌。
周恩来虽贵为总理，是长兄，但在邓面前却没有一点架子。他真诚道歉，如因复信迟了而写道：“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他对邓的关爱非常细心体贴，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如他得知邓的秘书张元在给别人写信中透露出邓体质很弱、不能执笔的信息后，马上致信邓，写道，甚为惦念，并考虑到她不能写信、不方便接电话的情况，提出以后用电话联系。
周恩来的家书，不仅是一份珍贵的爱情记忆，更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它让我们看到了跨越时空的爱情与智慧，也让我们学会了如何巧妙运用语言，保持恋人之间的新鲜感与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