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瀚的学术海洋中，陈寅恪与冯友兰两位大师的名字熠熠生辉。他们不仅各自在学术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更因一次对中国哲学史的审查而结下了不解之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问世时，陈寅恪的审阅与报告无疑为这部著作增添了厚重的学术分量。
冯友兰对陈寅恪的学术造诣深感敬佩，而陈寅恪的两次审查报告更是对冯友兰著作的学术价值给予了高度肯定。这种学术上的相互认可与尊重，不仅促进了两位大师之间的深厚友谊，更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陈寅恪在审查报告中，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指出，撰写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必须具备对古人学说的“了解之同情”，方能下笔如有神。这种同情之态度，要求研究者神游冥想，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从而真正理解其立说之用意与对象。
陈寅恪强调，古代哲学家的学说与其所处环境、所受背景密切相关，若不明了这些背景，则其学说难以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真相极难推知。因此，研究者必须借助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的眼光及精神，以窥测其全部结构。这种真了解的态度，是批评其学说是非得失的关键。
1988年，当冯友兰正在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时，他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深情地写道：“余于七十年代起，重写《中国哲学史》，起自春秋，迄于现代，号曰《新编》，以别于旧作。全书已接近完成，安得起寅恪先生于九泉，为吾书作第三次之审查耶？”这段文字不仅表达了冯友兰对陈寅恪的深切怀念，更体现了他对学术传承的深刻反思。
陈寅恪与冯友兰的学术交锋与传承，不仅是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一段佳话，更是学术界相互尊重、共同进步的典范。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学术研究不仅需要深厚的功底和独到的见解，更需要一种开放包容、相互学习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