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长期影响，当小区终于迎来自由进出的第二天，我这位久居家中的"宅客"，因长期压抑而倍感疲惫，仿佛大病初愈般虚弱。若再不外出透透气，恐怕真要卧床不起了。于是，我漫步至上亿广场旁的河畔，意图在这宁静之地寻得一丝慰藉。
河畔行人稀少，唯见工人们忙碌于河堤修缮与花圃整理。我默默注视着他们，目光最终落在那片宽阔而平静的水面上。水波轻漾，仿佛在诉说着什么，又悄然离去。那一刻，我本想提笔写诗，却苦于灵感枯竭，只能倚靠在栏杆上，翻阅着手机，浏览着微信朋友圈的动态，试图从中捕捉疫情解封的确切消息。
在朋友圈的海洋中，我漫不经心地浏览着，从上海疫情的严峻形势，到俄乌战争的最新动态，再到诗友们新诗集出版的喜悦分享。然而，一则由文友李三祥转发的汪渺为马新堂散文集所作的序，却如一道闪电，划破了我平静的心湖。
李三祥，我的朋友圈中最为活跃的一位，他的动态我时而细读，时而匆匆一瞥。但这次，我停下了脚步，匆匆一瞥间，发现马新堂又出新作了。在这个出版不易的时代，我本想点赞以示鼓励，却犹豫间，看到了我市女作家邢娟娟的留言——“沉痛悼念”。我心头一紧，急忙询问邢娟娟，马新堂究竟怎么了？她未及时回复，我又转而问李三祥，得到的答案却是——她去世了，因突发疾病。
我呆立原地，久久无法回神。随后，记忆如潮水般涌来，将我带回了与马新堂初识的那一刻。那大约是十余年前的事了，我出版第二本散文集《河流的声音》的那一年，2008年。当时，我在南明路住建局工作，有一天，住建局的杨广胜书记带着一位女同志来找我。
起初，我以为又是哪位企业或个体户因环保问题来求情，但杨书记并未提及此事。他介绍说，这位是他的同学，热爱写作，特来向我索书，并登门拜访。我顿时心生欢喜，不仅因为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更因为又多了一位女粉丝。我仔细打量着她，一个端庄秀丽的女子，衣着朴素，面带羞涩，宛如一个听话的女学生，静静地坐在沙发上。
杨书记向我介绍了她的名字和工作单位，我才知道她叫马新堂，是天水郡小学的语文老师，更令我惊讶的是，她还是我的校友，毕业于渭南师范。初次见面，马新堂话不多，宛如一个初学爱好者遇见了文学大师，毕恭毕敬地拿走了我的书，并留下了QQ号，希望我能多指教。
她的谦虚让我感动，也让我这个徒有虚名的文人感到惶恐。她说她一直在报刊上读我的散文，不敢独自来求书，便想法设法找到了杨书记。我为她的虔诚和自卑心生暖意，毕竟，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能相识一个有文字缘分的人，实属难得。
自从那次见面后，她又独自来过一次，说是要我的第一本书《暖风吹过坡地》。这令我更为她的谦卑和怯懦所折服，真是一个温婉娴淑的女性。可惜我当时手头没书了，答应找到一本或者在新华书店取回一本再送她。之后我们在QQ上聊过天，才知道她比我大几岁，我便称她为马姐。
我们在几次文学聚会上也相遇过，只是说话很少。我那时工作忙，也顾不上给她找书，竟至于忘记了。结果不长时间，她在QQ留言说书在新华书店买上了，她正在拜读。我略有歉意，也不知道做何解释，便再未回话。
后来，她说要写点读后感，怕写不好，希望我能给她提供点写作的背景和初衷。因为我大多写林场伐木的旧事，她对我的生活不熟悉，对文字的理解也吃不透。可是我一有空就打牌喝酒去了，半夜醒来见她在网上问候我，我也再不及时回复。
渐渐地，我与她的联系越来越少了。可是在QQ和微信上，我见她那么勤奋地写作，而且出了散文集，我也看见她给天水的几个作者写读后感，可是一直未见她给我写出来。也许是像她说的写不好，也许是出于对我的冷落放弃，但我还是一直期待着。
我知道，我和她仅仅只是文学爱好者的一员，不是正儿八经的作家或诗人散文家，就是钟情于文字的性情中人。在文学这片肥沃的土壤里，别人种的是麦子和大米，我们种的是土豆和高粱。只要风调雨顺了，长出的都是庄稼，都是我们养命的本钱。
但是，可贵的是，马新堂能够有毅力坚持下来，努力地耕耘着。就在前天上午，我还看见那个叫《西山文艺》的微信群里，她还在为她参加的一个文学大赛拉赞票。而我早已搁笔，远离写作四五年了，特别是散文，由于种种原因，弃之门外了。这也许是我们再未有联系的一个方面吧。
对于她的文章，我也读的少，也不做马后炮式的述评。仅就那份热情和执著，仅就对我这个普通写作者的一份敬畏和崇拜，足以让我刮目相看，足以让我为自己的清高和虚荣而歉疚。孰料人生无常，她竟然离世，而且那么仓促，那么突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