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李师江小说的缘分，始于2016年《当代》杂志第2期的一篇长篇小说《非比寻常》。这部作品以一位大学毕业生参加工作后的所历所闻为线索，最终描绘了他脱逃北上的心路历程。作为一位不常通读小说的读者，我被李师江对语言的精准把控、对文字的细腻斟酌、对世情的深刻描述以及对爱情的独特体味所深深吸引。一个晚饭后直至凌晨两点半，我沉浸在这部近30万字的长篇小说中，仿佛亲身经历了主人公的喜怒哀乐。我想，若非作者有过类似的亲身体验，定难以写出如此引人入胜的作品。
文学，作为生活的镜像，既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又超越了生活的琐碎。它将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人物关系的纠葛与纷争，巧妙地扭结在一起，展现出一幅幅生动的社会画卷。读《非比寻常》，我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自己，一个在镜中若隐若现的自我，但又不完全是真正的自我。生活的艰难、工作的搏斗、灵魂的猥琐、情感的挣扎、生命的现实以及人性的复杂，都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这让我深感，非亲身体验，难以写出如此真实而深刻的小说。
读完《非比寻常》，我掩卷沉思，似乎觉得自己也可以尝试写出一部这样的小说。然而，青春已逝，决绝与勇气何在？我已然失去了“我拿青春赌明天”的资本。这部小说让我深刻体会到，世界上的乌鸦一般黑，但黑暗之中仍有那么一丝良心未泯的人性亮光。而《文化局长》（作者吴国恩）则进一步揭示了社会的黑暗面，但即便如此，我们仍应保持内心的那丝亮光和点滴的温暖。
作为现实生活中的自我参照物，体制中的人，为了爱我们的人和我们所爱的人，以及恨我们的人和我们所恨的人，都应坚守内心的那丝光明。否则，我们的心会死去，生活将失去意义。
第二天，我便在当当网上购买了李师江的《中文系》和《福寿春》。我先是读完了《中文系》，因为《非比寻常》中提及了一个恋爱过的大学同学——四川乐山的左缇。在此书中，主人公师师曾到乐山找过左缇，也有过几通伤情的信件。师师在工作间隙出走乐山，去见左缇，却发现左缇已在医院产下了婚姻后的结晶。左缇的婚姻既有父亲的决定，也有环境因素的影响。在结婚生子后，她又到师师工作地（福建福州）找过他，但最终她的男人找来，从表象上看似乎没有什么，但深层次地说，左缇精神上受到了刺激。结局却是左缇在随后的故事中走向了另一个世界，这无疑是一个悲剧。
对于作者这样的安排，我情感上实在有些接受不了。但转念一想，小说毕竟是小说，作者有权决定人物的命运。把自己无端地想象成小说中的“主人公”，可能是当代读小说最无聊的一种方式。然而，这恰恰反映了读者对小说的投入与共鸣。
《中文系》这部小说最核心的东西，是对当代中国大学教育制度的一种辛辣讽刺和对大学生活的一种无端调侃。作者李师江作为七十年代生人，读大学时正值中国市场化大潮风起云涌的时刻。大学教育的市场化改革，将中国高等教育推向了金钱铜臭的极致。学者何新曾著文说过：市场化改革已经败坏了中国的教育制度。今日中国之教育体系与医疗体系一样，变成了商业操作的市场。医生靠卖药赚病人的钱，老师靠卖知识赚学生和家长的钱。教育改革亦如医疗改革，愈改愈坏。
作为一个过来人，我不想对中国的大学教育做如何的评价。更多的是从小说中体会一个大学生的情感变迁。虽然自己不是一名真正的大学生，但毕竟也是过来人，“没有吃过猪肉，还是见过猪跑”的。所以国家领导才三番五次地提出，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当你读了《中文系》，你就会发现，几乎是感同身受，活生生的当代大学教育之怪现状了。
从马加爵杀人案到林浩投毒案，从药家鑫杀害下岗女工案到最近的河南大二学生郑德幸因赌球而债台高筑、无力偿还选择跳楼自杀，这些虽是个案，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的大学教育体系和社会环境。可以说，素质教育喊了这么多年，应试教育并没有大的改观。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初中到高中，该玩着轻松学习的时候，却拼命地满堂灌；到了大学职业教育，该用功努力的时候，却在谈恋爱、玩深沉。不是说大学期间不应该玩闹，正是青春的时候，实属正常。但是功利性的东西进入大学，师德、生德下滑，一些学校的女生受不住诱惑竟然到了夜总会，这无疑是对大学教育的极大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