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岁月中的阅读坚守

　　1943年12月15日，八路军战士赵勇田在日记中深情地写道：“尽管我们身处动荡的战争环境，但只要心怀读书之愿，时间总是能挤出来的。”对他而言，书籍不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赵勇田常将书籍随身携带，无论是行军途中还是战斗间隙，一有空闲便沉浸在书海之中。然而，在反“扫荡”或大转移的紧急时刻，为了轻装上阵，他不得不忍痛割爱，舍弃许多心爱的书籍，心中时常牵挂着它们的安危与下落，期盼有朝一日能失而复得。

　　与此同时，曾任国民党少校参谋的马千里在抵达延安后，被那里青年的学习热情深深震撼。他认为，这种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不仅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这种注重学习与阅读的风气，正是八路军队伍的鲜明特质。

学习之风：八路军的成长密码

　　中共深知，要将八路军打造成一支模范的“党军铁军”，就必须不断加强学习。他们认为，“学习落后是莫大的耻辱”。因此，近年来，有关中共的学习教育与干部养成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有学者对《晋察冀日报》的阅读史进行了深入研究。

　　本文旨在探讨几个核心问题：八路军干部的个人阅读材料从何而来？他们主要关注哪些类型的阅读材料？在众多阅读材料中，哪些最能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并促使他们深入研读？这些阅读材料又对他们产生了哪些深远的影响？作为对个人阅读史的梳理，本文将依据部分基层八路军干部的日记资料，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

政策调整：阅读习惯的养成之路

　　抗战前，中共军队干部中工农出身的比例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干部的文化水平。由于过分强调工农出身，具有阅读能力的干部占比较小。同时，军队干部中的一些不正确认识也影响了他们的阅读习惯和行为。例如，有的干部认为“学习必须到学校去学习”，“学习赶不走敌人”，“工农干部没法学习”，甚至认为“学习是次要的，工作做好了，学习落后也没关系”。

　　这些观念不仅不适应抗战的需要，也与中共的目标要求相悖。八路军文化水平低，“绝不是共产党员和八路军军人的光荣”。不识字和无知识不仅会影响他们的政治进步，也无法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八路军干部。

　　基于此，中共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调整。一方面，强调“工农干部应该知识分子化”，制定长期计划来教育这些干部，特别是抽调中上级的工农干部到学校中去学习。另一方面，要求“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学校和政府工作”，以实现“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

阅读热潮：八路军的文化觉醒

　　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八路军的身份背景和知识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晋察冀军区步兵第十团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该团领导成员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北平大中学生和东北流亡学生。这一变化成为“八路军干部问题上划时代的一件事”。

　　与此同时，八路军干部和战士学习文化的积极性也大幅提高。八路军留守兵团采取分段突击与经常学习相结合的方法，掀起了群众性的学习文化热潮。经抽查，部分连以上干部中，原来约67%的文盲、半文盲中，有31%能写简单的报告，35%具备一般的或初步的阅读能力，仅0.8%还没有阅读能力。

　　大量新知识分子的加入和文化水平的提升，再加上中共推行的学习运动，进一步激发了八路军干部自觉主动阅读的习惯和意愿。不少人坚持“每早二小时学习制度”，只要事情少就多抽出时间看书。有的决定要“更努力地学习，有可记的东西就把它记下来”。还有的通过记日记的方式督促学习，强调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写下去。

　　晋察冀军区干部王紫峰觉得自己识字太少，计划当年“学一千个生字，并了解其用法”，待有一定积累后就“专门看哲学书籍”。八路军一二九师干部秦基伟则不断自我反思，认为虽在文化上获得了一些进步和成绩，但总觉得“太慢了”，不能赶上工作需要。经过一年多的阅读学习，他仍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进步”，文化水平“实在是糟糕已极”。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仍然认为自己“不仅是没有进步，而且深深感觉不如从前，总觉得不如其他同志痛快”。这种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正是八路军干部在动荡岁月中不断成长与进步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