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之旅：从自由到专业的蜕变

　　人生宛如一场不断回味的探索之旅，而阅读，则是这场旅程中最宝贵的行囊。回溯至20世纪90年代，我在乡村初中与小镇高中的求学时光，那是一段家务轻松、作业不多、师长仁慈的美好岁月。我如饥似渴地沉浸在闲书的海洋中，初中时每日至少品读一书，那份自由与渴望，至今仍历历在目。

　　步入大学，课程允许以习作、论文替代考试，图书馆成了我常去的圣地。工作后，结识的朋友多为书虫，冥冥中，教书似乎成了我命中注定的道路。如今，已是我职业生涯的第17个年头，我愈发体会到：阅读，是教学的最佳捷径；而教授语文，则在于提供多元材料，激发学生思考，引导他们自主探索。

自我认同：教师的精神支柱

　　为学生的成长奠基，助力他们升学，这是许多教师的双重使命。然而，这份责任感与外界的高期待，往往让教师们感到焦虑与不满。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强大的自我认同不可或缺。它意味着理智地看待自身能力，勇于反思与突破，不盲从权威、他人或社会舆论。

　　回望成长路，父母给予了我足够的安全感。他们几乎从未责骂或体罚我，而是与我共同商议家庭事务，支持我的所有选择，包括初中时借阅书籍的零花钱。这份信任，让我在初中时迎来了阅读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老师们不干涉我的阅读选择，甚至对我交上的作文也持开放态度。六年级时，我曾将《红与黑》中的于连与雷锋进行幼稚的比较，这份冲动，正是阅读带来的思考火花。

　　我渴望了解自己，阅读了卡耐基的作品，甚至兴致勃勃地读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两遍。而对我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刘墉的书籍：《超越自己》《肯定自己》《创造自己》等，每一本都如同一位高明的心理导师。我曾将《肯定自己》整本抄下，作为毕业礼物送给学生。后来，读到龙应台的《亲爱的安德烈》，相比之下，刘墉与儿子的交流更显家常与亲切。他通过故事传递智慧，让孩子拥有饱满的安全感，这让我逐渐明白，教育的真谛在于随和与共情。

　　自我认同的教师，如同手握定海神针，从容地设计课程与活动，谋求师生双方的共同成长，而非仅通过考试或升学率来证明自己。学生的成绩，应是课程顺带的成果。这段杂食般的阅读经历，如同建模般强化了我的职业心态：倡导跨越阅读舒适区，重视学生的阅读量输入，质建立在量的基础上。

课文与范文的界限：激发学生的思辨力

　　如果学生热爱语文，他们终会发现：“课文死了”，课文并不等同于范文。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历史专业出身，讲课旁征博引，但自从我读过胡兰成的《禅是一枝花》后，老师的课便显得索然无味。那时的我，没有偏见与预设，只被作品的文笔所吸引。前几年，木心的《文学回忆录》走红，我觉得它与胡兰成的散文有着相似的超然与随喜。

　　当时，我渴望阅读胡兰成的更多作品，却未能如愿。于是，我疯狂搜索图书室里的散文，以弥补遗憾。一次翻看初中时的摘记，王鼎钧、梁实秋等人的文句与亦舒的感叹、张爱玲的写景并驾齐驱。高中时，我作为语文课代表，常拿着老师的教参报课后习题答案。但将杨朔、吴伯萧的歌德式散文与我从前读摘的内容相比，真有点遭遇《三体》式“降维打击”的感觉。

　　教书后，我效仿前辈，将课文作为思辨类素材，让学生对单元课文进行排序打分，撰写质量报告。这种做法，不仅激发了学生的思辨力，也让他们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来。

自我觉醒：从阅读到教育的深刻转变

　　陈寅恪先生对陈端生的《再生缘》评价极高，认为其可与印度、希腊的史诗相媲美。初次读到此书时，我十三四岁，它于我更像一本性别启蒙读物。同时期，我阅读了许多女性故事，其中有一个勇敢美丽的女子鲤鱼精，她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

　　这段阅读经历，不仅丰富了我的知识，更激发了我的自我觉醒。我开始意识到，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引导学生发现自我、认识世界的过程。而阅读，则是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