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古代文献的演变过程中，写本时期无疑是一个关键阶段。本文由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伏俊琏教授撰写，深入剖析了写本时期文献的摘录与附益现象，为我们揭示了这一历史阶段文献形态与文体特征的独特魅力。
所谓“写本时期”，特指北宋之前以抄写为主要形式记录文化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可细分为简帛写本时期（先秦至5世纪）和纸写本时期。文本，作为承载文字、符号或图像的载体，其形态与功能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显著差异。而“文献”，则广义上指有意义的文本、图像等，狭义上则特指自具首尾、意义完整的文字文本。
在先秦时期，尤其是春秋之前，文献主要以“官府文献”的形式存在，具有神秘性和神圣性。这些文献由祝、巫、史等特定身份的人物掌管，用于国家重要典礼或贵族的“六艺”教育。甲骨卜辞作为早期官府档案的一部分，为我们提供了窥探当时文献形态的窗口。而留存至今的先秦官府文献“五经”，更是这一时期文献功能的典型体现。
随着春秋中期私学的兴起和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文本的制作、传承和交流变得更加便利。私家著述逐渐流行，“非官府文献”应运而生，并广为流传。这一变化不仅推动了文献形态的多样化，也促进了文体特征的演变。
战国以来，用于士人交流的“非官府文献”开始盛行。这类文献在文本形态上的主要特征是流动性，而摘录和附益则是这种流动性的主要表现形式。
摘录，即对已有文献进行选择性的抄录和改写。这种行为不仅体现了对前人智慧的尊重与传承，也反映了当时学者对文献内容的深入理解和创新运用。附益，则是在原文献的前面、后面或中间增加相关内容，以丰富或完善原文献的意义。这种行为不仅扩展了文献的容量，也促进了文献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早期文献载体的容量普遍较小，如甲骨卜辞最长不过百余字。然而，随着文字记录技术的发展和载体材料的改进，文献篇幅逐渐增大。钟鼎铭文作为西周时期铸于青铜器上的铭辞，最长可达数百字，如2003年宝鸡出土的逨盘便记载了单氏八代辅佐十一代周王的家族史。
相较于甲骨文和金文，简牍的容量更大，成为当时文献记录的主要载体。尽管至今尚未出土殷商西周到春秋时期的简牍，但传世文献中的文本大致可以证明这一时期文本的字数情况。如《尚书》中的“诰”“誓”类文献，字数多在数百字之间，而长一点的如《太甲》《说命》等则不足千字。
写本时期由于使用情境的改变、使用方式和使用目的的不同，文本的功能随之变化，从而引起了文本形态和文体特征的改变。从早期的官府文献到后来的私家著述，从简帛写本到纸写本，文献的载体、形态和功能都在不断演变和发展。
这种演变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的变迁和学术思想的繁荣，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文献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线索。伏俊琏教授的深入研究为我们揭示了写本时期文献的摘录艺术与附益现象，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这一历史阶段文献的独特魅力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