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碰撞：从历史到现实的深度剖析

　　近期，我对东邻日本的文化与社会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开始探寻关于日本民族社会的书籍。其中，熊培云先生的《西风东土，两个世界的挫折》一书，尤为引人深思。该书以学者熊培云在东京大学的访问经历为线索，深入探讨了中日历史问题，以及两国在社会、文化层面的异同。

　　熊先生带着中日和解的愿景踏上日本土地，期间他不仅目睹了“右翼分子”在地铁车站、公园的游行宣传，还深入访谈了日本学界的“右翼”人士。他发现，在日本社会中，确实存在一部分华人加入“右翼”，撰写迎合民众的言论书刊，以谋生计。然而，更多像福馆卓哉这样的老年人，对军国主义深恶痛绝，他们经历了战争的苦难，深知和平的珍贵。

　　总体来看，日本的“右翼”势力主要集中在部分政客和少数群体中，而广大民众则普遍反战、厌战，对军国主义敬而远之。中日历史问题的分歧，在于日本担忧中国的崛起对其构成威胁，而中国则忧虑日本未彻底解决历史问题，军国主义可能卷土重来。正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归根到底都是当代史。”我们更应关注现实，从中汲取和解的智慧，避免重蹈历史覆辙。

　　熊先生的一段话，为我们提供了恰当的思考参照：“真正需要和解的是现实，而非历史。历史已成定局，和解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篡改。现实仍在变化，和解的价值在于让它逢凶化吉。尊重历史，不忘罪恶；尊重现实，不活在仇恨中。毕竟，今天的日本人与当年的日本侵略者已是两代人。”

日本国民性：坚韧与隐忍的集体性格

　　在访问期间，熊先生深刻感受到了日本国民的坚韧与隐忍。以神户大地震为例，地震后清理现场，将所有死者尸体集中火化，场面异常恐惧、悲哀。然而，死者家属却肃静无声，男人正视前方，女人低头默默流泪，没有一个人嚎啕大哭。这种隐忍克制的性格，外化出日本社会的自律，映射出整洁的街道、有序的交通以及在灾难中的镇定有序。

　　个人的自律及对个人自由的界限把握，促成了社会整体的有序舒适。在俄罗斯世界杯期间，日本球迷和球员的自律行为，更是让全世界人民为之肃然起敬。反观国内，在物质经济的急速扩张之下，民众向钱看的意识空前高涨，自律被抛诸脑后，社会乱象丛生。也许在我国当前工业化发展的启蒙阶段，以上诸种无法避免，但我们在快速的奔走中，更应该审视自身，收敛个体的自由，重建个体的自律，还社会的自由有序。

　　正如熊先生所言：“日本是中国的一味药。如果认真学习日本的社会建设，日本将是一味良药，可以医治中国‘弱社会’与‘强个人’的病灶。”

育儿智慧：好妈妈胜过好老师

　　我的外甥幼儿园毕业了，姐姐将他在上幼儿园时期读的各种绘本进行整理后打包邮寄给我，让我给刚刚会说话的女儿阅读。同时，姐姐还把她曾经读过的一些养育孩子的书也一同邮寄过来，其中一本叫《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书，封面已经磨损，最后一页也不在了，但上面姐姐贴了一张纸条：“认真读此书，将受益匪浅”。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由尹建莉老师编著，共分为孩子写作业要陪吗、对待孩子的态度、母亲的方法、问题剖析四个部分。针对许多父母会陪着孩子写作业的普遍现象，尹建莉老师指出：陪是不对的。不陪孩子写作业，目的是要培养孩子的自觉意识。只有孩子有了自觉意识，才能把学习当作自己的事，学习从强制性的义务变成了自己的“工作”。

　　相反，如果孩子没有自觉意识，就会想尽办法偷懒，不能主动学习，学习变成了孩子最大的负担。这本书让我深刻认识到，作为母亲，我们的教育方式对孩子的影响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学会放手，让孩子在自主探索中成长，培养他们的自觉意识和独立能力。